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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四大译家(二)——真谛三藏

时间:2020-05-23 | 栏目:佛学文摘 | 点击:

真谛(499~569)三藏是继鸠摩罗什法师之后被称为“中国佛教四大译家”之一的伟大译师。他是西天竺优禅尼国人,梁武帝使臣张氾从扶南国礼请来华,于大同十二年(546)八月十五日抵达南海,两年后,即太清二年八月始达建康(今南京)。由于侯景之乱,“不果宣述”(《唐高僧传》卷一。下文未注出处者同此),因往富春(浙江富阳县)从事《十七地论》的译业。承圣元年(552),他再度回到建康,“止于金陵正观寺,与愿禅师等二十余人翻《金光明经》”。两年后的554年回豫章,旋往各地游方弘化。永定二年(558)复回豫章,并在临安、晋川诸郡停留,从事经论翻译。但他深感“道缺情离,本意不申”,曾三度萌起归国之念。天嘉三年(562)泛舟归国的途中,奈“业风赋命,飘还广州”,时刺史穆公頠延住制旨寺(今光孝寺),并“请翻新文”。由此归国之念顿消,乃出《摄大乘论》。光大二年(568),他因厌世浮杂,“未若佩理资神,早生胜壤”,遂入南海北山“将捐身命”,但为弟子所阻止。太建元年(569)遘疾,至正月十一日迁化,时年七十有一。真谛三藏来华凡二十三载,所出经论传记64部、278卷,所携梵本并多罗树叶凡240夹,若依“陈纸翻之,则列二万余卷,今见译迄,止是数甲之文,并在广州制旨、王园两寺。”所可惜的是,他时值动乱之秋,且乏得力助手,以致未能竟译其所携梵本,实属一大憾事!他所译出经论有《十七地论》、《决定藏论》、《摄大乘论》、《摄大乘论释》、《中边分别论》等印度瑜伽行派的论书。另译《俱舍论偈》、《俱舍释论》以及《大乘起信论》、《如实论》等如来藏系统的论书。诚如《唐高僧传》卷一所言:“自来东夏,虽广出众经,唯偏宗《摄论》”。这说明真谛三藏最为致力的还是《摄大乘论》的译出与弘通。后来,依据《摄大乘论》的理论,主张无尘唯识、兼立“九识”义,倡对治阿黎耶识,证入阿摩罗无垢识而成立了摄论学派。其时仅偏在岭南一带。真谛寂后,弟子们才还扬都、九江等地。接着陈灭隋兴,就传入了北方,造成了北方《摄论》的兴盛。
  真谛来华十年以后,“妙解声论,善识方言,词有以而心彰,义无函而不畅”(《摄大乘论序》)。“善梵汉之音,故能尽翻译之致;一言三复,词旨分明”。又能“随方俗语,能示正义;于正义中,置随义语。”他因流离各地,广泛接触民俗,从而使他有可能具备很高的华语水平。
  不仅如此,真谛负有“随机利见”的弘法志愿,在他的弘教事业中,务求明白准确地阐发原典的精义,以启听众的悟解,充分发挥“译讲结合”的作用。他讲译经论时“席间函丈,终朝靡息”,“释义若竟,方乃注文”(《摄大乘论序》),“译不忘讲”。他译《律二十二明了论》时,“都下阿育王寺慧恺请为笔受,翻论本得一卷,注记解释得五卷”(《律二十二明了论后记》)。他译《俱舍释论》时,“论文二十二卷,论偈一卷,义疏五十三卷”。智升在《开元释教录》卷七说他“彼此相发,绮绩铺显,随处翻传,亲流疏解”。象真谛这样译讲相辅而行,阐扬个中奥蕴,发挥言外的精微,这只有专门学者才能胜任的工作。由上述事例,更可以看出真谛虚己求真的高尚品德,同时也可以知道:只有这样的译师从事译经,才有可能译出完善优美而精纯的可靠作品。
  真谛原在西天竺时,已是“群藏广部,罔不措怀”的饱学之士。来华后,传译无着、世亲的唯识学,并以《摄大乘论》为其宗本。但真谛所传,与玄奘所传唯识学说虽同出一系,而真谛的教学中,如立“阿摩罗识为第九识”,则与玄奘所传唯识的“八识”不同。真谛所译的阿摩罗识,是依《决定藏论》九识义而来,即玄奘所译的“转依”。如奘译《瑜伽师地论》卷五十一说:“修习多修习故而得转依。转依无间,当言已断阿赖耶识。由此断故,当言已断一切杂染。又阿赖耶识体是无常,有取受性;转依是常,无取受性;缘真如境圣道,方能转依故。”真谛译“转依”为“阿摩罗识”,而阿摩罗识与阿赖耶识性质不同,如他在《决定藏论》说阿黎耶(《摄论》译为阿黎耶、《决定藏论》译为阿罗耶,即奘译阿赖耶)是有漏,无常,而阿摩罗识是无漏,是常。黎耶是烦恼根本,阿摩罗是圣道根本(依止)。黎耶是粗重所随,阿摩罗离一切粗重。阿黎耶识是“一切杂集根本”,是“一切戏论所摄诸行界”(种子),是一切有漏种子的总汇,所以必须转灭这阿黎耶识,才能证得转依——阿摩罗识。这是真谛于八识上立第九阿摩罗识的看法。
  至于真谛所说的三性,主要是依《摄大乘论》及《中边论》,而说分别性(遍计所执性)是“似尘”、是外境,依他起性是乱识、是分别心——根本是一切种子阿黎耶识。所以如约三性说,没有分别性,依他性亦不得生(境无故识无),二性不现,就是真实性(圆成实性)的显现。对于这,唯识学者始终以能所、性相差别论的立场,说遣遍计执性,泯依他起性而显的圆成实性,乃唯识之性,并不是“识”。但从真谛的译典看来,佛说唯识,无非为了使我们由解悟到证入。这是真谛所传唯识三性的独特见解,也是促成唐代玄奘决心赴印探本求源的主要因素之一。由此,亦弥见真谛三藏译籍影响之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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