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心法海六十年》是印公八十岁时作的，叙述自己学法历程及对佛法基本信解的专题论述。岁月如流，眨眼间十年已过，又逢印公九十嵩寿，重温《游心法海六十年》，感受颇多。今就其佛学思想拾取点滴，以为供养。
印公生于浙江海宁县，离卢家湾镇二里的农村。俗姓张，名鹿芹，家庭并不富裕。七岁时，先进私塾，后于小学堂读书。十三岁，在高等小学堂毕业。为经济所限，从此就失学了。二十岁，印公因读到冯梦桢的《庄子》序：“然则庄文、郭注，其佛法之先驱耶?”由是而引起了探究佛法的兴趣。然而“没有师友教导，只是自己在暗中摸索”。为了广泛深入地学习佛法，印公从商务印书馆购到了《成唯识论学记》、《相宗纲要》、《三论宗纲要》、《中论》、《三论玄义》，还有嘉祥大师的《三论疏》等，苦心钻研。因购请不起《辞源》，就从其中一条条地抄录出众多的佛教术语，这番抄录使印公对佛教基础知识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和体会。四、五年的阅读唯识与三论的自修，更使印公对现实佛教与究竟佛法差距之大的问题，产生了严重的关切。为了探求真理，宣扬纯正的佛法，印公选择了献身佛教、出家修学佛法的道路。
1930年秋天，印公在普陀山福泉庵礼清念老和尚为师，剃落出家，法名印顺，号盛正。同年，印公于宁波天童寺受具。1931年春天，印公得到师长的同意，到厦门南普陀闽南佛学院求学，院长是太虚大师。在闽院，印公深受太虚大师倡导的“人生佛教”思想启发。读《大乘宗地引论》与《佛法总抉择谈》后，对太虚大师博通诸宗而加以善巧的融会贯通，生起了无限的钦佩之情，直到现在，依然如故。
印公在闽院最早的创作是《抉择三时教》，这是印公学习太虚大师的融贯手法，把智光的三时教与唯识宗的三时教，抉择而予以融贯。当时，由于“南欧(欧阳渐)北韩(韩清净)”的提倡唯识，唯识学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太虚大师的思想则以《楞严》、《起信论》为根源，但也推重法相、唯识。提出“整僧在于律，而摄化世间，则需法相”、“立言善巧，建议显了，以唯识为最”的思想主张。对此印公全部接受，形成印公早期以法相唯识为基础的佛学思想。印公曾撰长篇的《评破守培上人读相宗新旧二译不同之意见》一文，维护唯识宗，支持立新破旧。然而，这是千百年来的老问题。旧译与新译的思想对立，也是佛法中的大问题。为了澄清这些问题是由于译者各自的意见，还是在古印度论师们本有不同见解，抑或是所依经典内容不同，印公自觉，若非深入底里是难以决了的。所以，在闽院住了不到一年，就又回到普陀山慧济寺自求充实。
在慧济寺的藏经楼，印公足足用了三年的时间，昼阅大藏经，夜则继续研究三论与唯识。印公在总结这段阅藏时期所得时说：“从所读的大藏经中，发现佛法多采多姿，真可说‘百花争放’，‘千岩竞秀’!这是佛教的大宝藏，应该是探求无尽的。知道法门广大，所以不再局限于三论与唯识。对于大乘佛法，觉得虚大师说得对，应该有‘法界圆觉’一大流。大乘经不是论书那样的重于理论，到处都劝发修持，是重于实践的。还有读到《阿含经》与各部广律，有现实人间的亲切感、真实感，而不如部分的大乘经，表现于信仰与理想之中，这对于探求佛法的未来动向起着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见，三年的阅藏，对印公未来的佛学思想影响之深远。
印公佛学思想的确定，始于重庆北碚缙云山的汉藏教理院。他在《佛法概论》的自序中写道：“关于佛法，我从圣龙树的中观论，得一深确的信解：佛法的如实相，无所谓大小。大乘与小乘，只能从行愿中去分别。缘起中道，是佛法究竟的唯一正见，所以阿含经是三乘共依的圣典。当然，阿含的经义，是不能照着偏执者——否认大乘的小乘者、离开小乘的大乘者的见地来解说的。从佛法一味、大小异解的观点去观察，对于菩萨行的慈悲，利他的积极性等，也有所理会。深深地觉得：初期佛法的时代适应性，是不能充分表达释尊的真谛的。大乘的应运而盛行，虽带来新的方便适应，‘更以异方便，助显第一义’；但大乘的真精神，是能‘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的，确有他独到的长处!佛法的流行人间，不能没有方便适应，但不能刻舟求剑而停滞于古代的。”
《佛法概论》是印公佛学思想较具代表性的力作之一。民国三十三年(1944)秋，印公在北碚汉藏教理院，讲《阿含讲要》共十三讲。讲稿陆续发表于《海潮音》月刊，深受读者喜爱。后来，为了避免一般的——以阿含经为小乘的误解，所以改题为《佛法概论》。《佛法概论》曾被太虚大师评为《海潮音》月刊一年的佳作，并发了奖金，可见其思想内容之完善。近年来，内地也多次翻印《佛法概论》，以飨读者。
汉藏教理院的八年，是印公佛学思想集大成时期，也是印公认为最难得的八年。在这八年中，印公与法尊法师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平凡的一生》中，印公曾说：“我出家以来，对于佛法而能给予影响的，虚大师(文字的)而外，就是法尊法师(讨论的)，法尊法师是我修学中的殊胜因缘!”尤其从法尊法师翻译的藏文论典《菩提道次第广论》、《辩了不了义论》、《密宗道次第广论》、《现观庄严论略释》、月称的《入中论》等论著中，得到了很大的受益。法尊法师的思想与印公相去甚远，但彼此讨论却从未引起不愉快。可见“求同存异”对修学佛法的重要。
印公在汉藏教理院八年的修学中，深刻地体会到佛法在现实世间的一定时空中的流变，并且认为佛法在印度即渐失本真，传到中国则更为严重，所以不能不把心力放在印度佛教的探究上。这一时期的写作与讲说，也就重在分别解说，确定印度经论本义，并探求其思想的演化。当时，印公把大乘法义分为：先性空唯名论，次虚妄唯识论，后真常唯心论。这是印公从佛教流行的情况说，从佛教思想盛行的主流说。与太虚大师的三宗说——法性空慧宗、法相唯识宗、法界圆觉宗大致相同。1942年，印公写了《印度之佛教》一书，把印度佛教史的流变分判为五个时期：一、声闻为本之解脱同归；二、菩萨倾向之声闻分流；三、菩萨为本之大小兼畅；四、如来倾向之菩萨分流；五、如来为本之梵佛一体。这先后的五个时期，正如人的一生，自童年、少年、壮年、老年到死亡。印公认为佛法不能没有方便，不能不求时地的适应，但“对于方便，或正常之适应，或为畸形之发展，或为毒之羼入，必严为料简，正不能以方便二字混滥之。”觉得“中国佛教，为圆融、真常、唯心、他力、顿证之所困，已奄奄无生气；神秘、欲乐之说，自西(康、藏)而东，日有泛滥之势。”印公称印度佛教末期为“佛梵一体”，与太虚大师所判摄的“依天乘行果”大致相同。太虚大师以《楞严》、《起信论》等为准量，虽承认说一切空的经论，比之说真常不空的(如来藏、佛性)盛行的时期要早，但真常唯心为佛果的圆满心境，为一切佛法的根本，所以应先真常唯心，次性空，后唯识。可是，印公以人间的佛陀——释迦为本，以性空唯名、虚妄唯识、真常惟心——三系，为大乘佛法的开展与分化。于是印公与太虚大师就此进行了长期的商榷。在《敬答评印度佛教史》中，印公说：“佛灭后之佛教，乃次第发展而成者，其方便之适应，理论之阐述，如不适于今者，或偏激者，或适应低级趣味者，则虽初期犹当置之，况龙树论乎?乃至后之密宗乎?其取舍之标准，不以传于中国者为是，不以盛行中国者为是，著眼于释尊之特见、景行，此其所以异(于大师)乎!”从此亦可看出印公不是扬龙树而贬抑他宗。印公在《印度之佛教》的自序中说：“立本于根本(即初期)佛教之淳朴，宏阐中期佛教之行解(梵化之机应慎)，摄取后期佛教之确当者，庶足以复兴佛教而畅佛之本怀欤!”当时，印公在多读阿含、戒律、阿毗达磨而不满晚期的神秘欲乐，但立场仍然是坚持大乘的，并做了一篇《大乘是佛说论》以表示自己对大乘佛教的观点，一直到现在，还是如此。
大乘佛法，印公以性空为主，兼摄唯识与真常。在精神上、行为上，倡导“青年佛教”与“人间佛教”，这不同于太虚大师所倡导的“人生佛教”。“人生佛教”，是太虚大师针对重鬼神的中国佛教而提出的。“人间佛教”，则是印公以印度佛教的天(神)化情势异常严重，也严重影响到中国佛教，所以不说“人生”而说“人间”，希望中国佛教能脱落神化，回到现实的人间。因为“诸佛世尊，皆出人间，终不在天上成佛也”。印公在《印度佛教思想史》中说：“释尊时代佛法的内容和特色是破除神权与阶级制、祭祀与咒法，把人类合理的生活，确立于社会关系彼此应尽的义务上，显出了‘人间佛教’的特色。释尊是现观缘起而成佛的；他依缘起说法，弟子们也就依缘起(及四谛)而得解脱。所以在佛法中，缘起是最普遍的法则。依缘起(或四谛)而修行的在家或出家的佛弟子，次第进修，到达究竟解脱的境地，分为四阶，也就是四圣果。佛法不是重信仰的、他力的、神秘的，也不是学问的，而是从现实人生着手的正道，从正道的修行中得到解脱。圣道的内容主要有七类，总名为三十七菩提分法，其中根本的是八正道。”又说：“我对印度佛教的论究，想理解佛法的实义与方便，而缩短佛法与现实的距离。方便，是不能没有的；方便的适应，才能有利于佛法的弘布。然方便过时而不再适应，应有‘正直舍方便’的精神，阐扬佛法的正义，应用有利于人间、净化人间的方便。”这就是印公倡导“人间佛教”的真实意趣。
印公的佛学思想是综贯南北、博大精深而又独具新意的。余慧浅福薄，实在无能深入其中，姑妄以蠡测海，管窥一二，错谬之处，尚祈方家斧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