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明集》与《广弘明集》——两部研究中国佛教文化的重要文献

佛教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自它传入中国起，就开始与中国固有文化(主要是儒、道两家)发生着交叉作用。两者之间既互相吸收、渗透，又相互排斥、斗争；当然，其主流和最终的表现乃是互相融合，并驾齐驱。尤其是儒、佛两家，被视为东方文化的代表，两者共同担负起使传统文化的慧命道业绵延流长的重任。
　　常言道，道以人弘。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交流或抗争，是在具体的文化载体上进行的，即必须通过某种文化的具体承受者，文化与文化间的相互作用才能实现。所谓“某种文化的承受者”是指具有一定文化素养，以某种文化形态及精神作为自我生命的精神依据，并为维护其道统、地位，不惜贡献自己精力乃至整个生命的知识人士。换言之，称得上一种“文化的承受者”，必然是对该文化有所继承，有所发扬，能作出一定贡献的知识人士。这些知识人士主要是通过理论阐述，对自己所尊奉、拥戴的文化形态、文化系统作出贡献的。在整个文化史上，具体时代中知识精英的思想言论就成为后人研究该时代思想文化现状特征的主要资料。《弘明集》和《广弘明集》就是两部反映两汉至隋唐佛教在中国传播、发展等整个演进过程概貌的历史文献。
　　《弘明集》和《广弘明集》记载了汉至隋唐佛教文化与中国原有文化这两种文化的代表者，对佛教的认识、评估的思想言论；辑录了当时思想界围绕佛教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诘难、辨析、论述的许多原始资料。两书为我们提供了这个阶段佛教与中国原有文化为什么会发生矛盾、冲突，乃至两种文化如何相适应、相融合这一漫长进程的基本线索。下面对这两部文献作些简单的介绍。
　　《弘明集》是南朝齐梁时代编纂的一部佛教书籍。编者僧佑(445～518)，原籍彭城下邳(今徐州邳县)，生于建业(南京)，俗姓俞。僧佑宿有慧根，自小喜佛，十四岁出家后，勤奋好学，曾先后师事当时的律学名匠法达、法颖等。《高僧传·僧佑传》说他“竭思钻求，无懈昏晓，遂大精律部，有迈先哲”，成为齐梁时代一位律学大师。
　　僧佑一生除弘传律学外，对于佛教文史著述和文化艺术，也有非常丰硕的成就。僧佑的文史著述不少已佚。现存的有《释迦谱》、《出三藏记集》、《弘明集》三书。
　　《弘明集》“撰古今之明篇，总道俗之雅论”，收录了前人有关佛教各类问题的文章。编者站在佛教的立场上，搜集凡有益于佛教普及和发展的文字，然后“类聚区分”，成十四卷。(见《弘明集序》)该集所收文章的时间范围，上自东汉，下迄编者在世的南朝齐梁时代。体裁以往复辨析，阐题明意的论述文为主，还有一些帝王的诏敕及臣下或僧人的应答之文，共一百七十多篇，作者约百人。编者具有历史眼光和哲学见解，所采编的文章，凡“刻意剪邪，建言卫法”者，则“制无大小，莫不毕採”。(同上)实际上，此书不仅收集了不少很有研究价值的佛教徒的论文，还收编了一些有影响、有代表性的反对佛教的论著。
　　僧佑编纂《弘明集》的宗旨是弘扬佛法，捍卫佛教。其序称：“道以人弘，教以文明，弘道明教，故谓之《弘明集》。”佛教自传人中国后，曾不断受到历代的一些站在传统立场上的士大夫的指斥、非难。僧佑分析总结历史上各种非难佛教的观点，归纳为六条：“一疑经说迂诞，大而无征；二疑人死神灭，无有三世；三疑莫见真佛，无益国治；四疑古无法教，近出汉世；五疑教在戎方，化非华俗；六疑汉魏法微，晋代始盛。”僧佑主要就是从这六个方面收集“通人雅论，胜士妙说”，组织历代佛学僧人和居士的论文，去“指邪破惑”，“总释众疑”，以达到“弘道护法”的目的(见《弘明集后序》)。《弘明集》所讨论的这些问题，基本上反映了佛教传入后与中国固有文化之间的主要矛盾和冲突。
　　《广弘明集》的编纂者是唐代高僧道宣。道宣(596～667)，原籍吴兴(今浙江湖州市；一说丹徒)，俗姓钱。道宣的父亲曾在陈朝做过大官，道宣幼年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很小的时候便能为文作赋。十岁时，从长安日严寺慧頵受业，第二年就在日严寺落发为僧。以后道宣又受学于当时的律学大家长安大禅定寺的智首律师。在那里，道宣打下了扎实的律学基础，奠定了其后一生弘传律学的方向。道宣出家后，经常跋山涉水，云游四方，广泛参学，博积厚累。他在《关中创立戒坛图经序》一文中自称：“居无常师，追千里如咫尺；唯法是务，跨关河如一苇。周游晋魏，披阅累于初闻；顾步江淮，缘构彰于道听。由此可见他孜孜于求学问道的毅力和精神。三十岁以后，定居终南山，潜心于律学研究和著述，写出了好几部有关佛教戒律方面的重要著作，建立了他的律学理论体系，开创了律宗三派之一的南山宗。
　　道宣一生除弘扬律学外，在佛学上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就是编著了大量的佛教文史著作。其中《续高僧传》、《释迦方志》、《集古今佛道论衡》、《大唐内典录》以及《广弘明集》，均为古代重要的佛教文史资料。
　　《广弘明集》是《弘明集》的续编。道宣“广综弘明”，除搜集齐梁以后有关佛教的文字外，还把一些齐梁以前《弘明集》所“未讨寻”，没有辑录的重要的佛教诗文编入《广弘明集》中。如谢灵运《与诸道人辨宗论》、《答纲琳二法师难》，竺道生《答王卫军书》等文，都是研究东晋南北朝佛教哲学内部“顿”、“渐”之辨的重要文献。在体例上，《广弘明集》与《弘明集》也有所差异，其所收集文章的体裁类型比《弘明集》广泛，所以此书不称“续”而称“广”。
　　《广弘明集》共三十卷，作者一百三十余人，选辑了魏晋至隋唐以来珍贵的佛学论文、辩驳文章、诗赞铭赋及历代帝王诏启等各类体裁的文章四百多篇。僧佑在编辑《弘明集》时，虽自称“类聚区分”，作过分门别类的组织工作，但实际上《弘明集》的文章划分归类并不是很严格的。如有关神灭、神不灭问题的讨论文章，先后出现在卷二、五、儿、十等卷中。道宣根据文章内容的不同，把所集的文章按内容分成归正、辨惑、佛法、法义、僧行、慈济、戒功、启福、悔罪、统归等十篇。每篇前都有编者所加的序，揭示该篇的要旨，并阐明编者自己的观点，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
　　道宣与僧佑一样，编纂《广弘明集》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佛教利益。他说：“浇薄之党，轻举邪风；淳正之徒，时遭侫辩。所以教遗震旦，六百余年，独夫震虐，三被残屏”。(《广弘明集后序》)佛法东流，数百年间受到不少人的误解、歪曲、反对，佛教徒经常遭到一些人的攻击、诽谤。正法不启，民风难淳；大道不兴，暴虑难消。所以道宣编辑《广弘明集》，要使佛法能为世人了解、接受，移风易俗，改善人心，促进社会道德文明的发展，并永远流传后世。
　　道宣自称，在编辑《广弘明集》之前，曾“博访前叙”、“寻条揣义”，广泛地收集前人的文章，即使是“孤文片记”，凡能“有悟贤明”，有益于提高人们对佛教的认识，他都“撮而附列”，编纂到他的集子中去。由此可见道宣编辑此书的认真、负责态度和一片为法护教的苦心。而另一方面，道宣的努力又直接影响了此书的学术价值。
　　《弘明集》与《广弘明集》是两部研究中国佛教哲学史的重要资料。《四库提要》认为两书的价值是保存了大量的文献史料。它在介绍《弘明集》时说：“梁以前名流著作，今无专集行世者，颇赖以存。”而《广弘明集》“采摭浩博，卷帙倍于僧佑”，所辑的不少书文可补“儒家”史籍的不足，有“裨考证”研究。《弘明集》与《广弘明集》对于研究中国佛教史和中国哲学史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也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最后需要补充的是，清末民初，佛学研究之风再次兴起，佛学理论又开始得到思想界的重视，出现了不少具有史料价值和理论价值的学术论文。如佛学与政治，佛学与科学，佛学与伦理学等有关佛学与世学之间关系的讨论；在佛教文史典籍方面，诸如《四十二章经》的真伪，《大乘起信论》的作者问题，《坛经》的作者问题等各种观点的学术讨论：在佛教历史方面，有关佛教传入中国年限的讨论，禅宗的传承问题。还有诸如法相与唯识问题的研究，如此等等。这些问题，有的是古代就有研究，近人再深入讨论研究的课题；有的则是近代以来新开的科目，但讨论的情况和研究的成果，大都散登在各类杂志报刊上，而没有专门归类汇集成书。如果有关方面能组织力量从事这项工作，对于促进佛教和学术的发展都是极有裨益的。据笔者所知，港台及日本的学术界对这项工作早就开始进行，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大陆与海外的学术文化交流没有得到很好地开展，故有关佛教专题讨论研究的专集汇编所搜集到的论文范围不够全面，影响其资料价值和学术价值。现在，随着国内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入，大陆与海外的学术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我们应该抓紧这个大好时机，通过各种渠道加强与海外的学术交流和文化联系，尽早编出质量高、范围广、种类全的佛教文史资料专集，以繁荣佛教事业和促进学术文化研究的发展。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人应该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