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与佛教——李汉魂对广东佛教的贡献

 

二
 

     李汉魂既然与佛教有缘，那么他所处的时代，尤其是他主粤时期，广东乃至全国的佛教到底是个怎样的景象呢？
 

     佛教是外来的宗教，自两汉进入中土，与中国固有文化有一个漫长的冲突、调和、融合的历史过程，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佛教中国化的历程。这一过程虽然至唐代六祖惠能大师已基本完成，创立独具中国特色的佛教——禅宗，佛教文化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佛教文化毕竟是外来异质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冲突是难免的，特别是统治者对佛教的喜好或者需要与否而采取或扶或毁的态度，历史上的“三武一宗”对佛教的打击是致命的。而在士大夫阶层，对佛教持排斥者也大有人在，儒佛之斗、道佛之争连绵不断，唐代大儒韩愈就曾因反佛而被贬岭南。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毁淫祠兴社（儒）学运动从未间断过，大批佛寺被视为淫祠而遭毁掉。
 

       毁淫祠以兴儒学的情况在中国佛教重镇之一的广东尤甚。如明代嘉靖年间，魏校督学广东，大毁淫祠。《广东通志》载:“三家之里必有淫祠庵观……嘉靖初,提学副使魏校始尽毁。”郭棐《粤大记》曰：魏校“乃大毁寺观淫祠，或改公署及书院，余尽建社学。……自洪武中归并丛林为豪氓所匿者，悉毁无遗。僧、尼亦多还俗。”屈大均《广东新语》云：“吾粤督学使者，在嘉靖时有魏公校者，……大毁寺观淫祠，以为书院社学。”同时，没收寺庙田产，充归社学、书院学田：“各处废额寺观及淫祠，有田非出僧道自创置也。皆由愚民舍施，遂使无父无君之人不耕而食，坐而延祸于无穷。本道已行各处，凡神祠、佛宇不载于祀典者，尽数拆除，因以改建社学。今岁适当造册之年，合收其田入，官改为社学之田，是除生民无穷之害，而兴无穷之利也。”而魏校在粤反佛最烈者是砸烂禅宗六祖惠能的祖传衣钵，地方志乘及名人笔记多有记述。《韶州府志》说：“衣钵自达摩所传者，明为魏校所毁”。黄宗羲《明儒学案》云：“先生（指魏校）提学广东时，过曹溪，焚大鉴之衣，椎碎其钵，曰：‘无使惑后人也’。”《郭青蝟集》曰：“万历乙酉，予入韶州至曹溪寺。僧因出传衣宝钵革履。……钵本瓷器，为广东提学魏庄渠所碎。或云有心碎之，或云偶坠诸地。僧以漆胶，仍似钵形，而宝色无光。”《蒿庵闲话》云：“六祖衣钵，传自达摩，藏广东传法寺。衣本西方诸佛传法器，钵则魏王所赐。嘉靖督学使者某焚碎之。”张潮《虞初新志》言：“ 南华寺六祖钵，非金非石。魏庄渠督学广东，遍毁佛寺。至曹溪，索钵掷地，碎之为二，每片各有一字，视之，乃‘委鬼’也。庄渠异之，寺因得不毁。”檀萃《楚庭稗珠录》也说：“庄渠（魏校字号）视学于粤，恶佛氏，必诋之，故宗鲁之言易入。毁祠庙甚多，而曹溪之钵竟被捶碎（太卤莽）。”所以，有明一代，岭南佛教的脚步迟滞不前，至万历年间憨山大师抵粤，才肩负起中兴佛教的重任。

虚云老和尚

    庙产兴学是历史上毁淫祠以兴学在清末民初的延续，一般认为康有为、张之洞等人是庙产兴学的始作俑者。光绪二十四年（1898），康有为在《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云：“我各直省及府州县成有书院。而中学小学直省无之。莫如因省府州县乡邑公私现有之书院义学学塾皆改为兼习中西之学校。并鼓励绅民创学堂。查中国民俗惑于鬼神淫祠遍于天下。以臣广东论之，乡必有数庙，庙必有公产。若改诸庙为学堂，以公产为公费，则人人知学、学堂遍地。”同年，张之洞的《劝学篇》也提出改庙产为办学经费的主张：“府县书院经费甚薄，屋宇甚狭，小县尤陋，甚者无之，岂足以养师生、购书器。曰：一县可以善堂之地、赛会演戏之款改为之，一族可以祠堂之费改为之。然数亦有限，奈何？曰：可以佛道寺观改为之。今天下寺观何止数万，都会百余区，大县数十，小县十余，皆有田产，其物业皆由布施而来，若改作学堂，则屋宇、田产悉具，此亦权宜而简易之策也。大率每一县之寺观取十之七以改学堂，留十之三以处僧道，其改为学堂之田产，学堂用其七，僧道仍食其三。计其田产所值，奏明朝廷旌奖，僧道不愿奖者，移奖其亲族以官职1如此则万学可一朝而起也。”正是这些社会名流与官员的呼吁和奏请，光绪帝于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正式颁布了兴学上谕，强令“民间祠庙，其有不在祀典者，即由地方官晓谕居民，一律改为学堂，以节靡费而隆教育。”至此，庙产兴学风潮席卷全国。黄运喜在《清末民初庙产兴学运动对近代佛教的影响》一文 ，列举了广东地区庙产兴学风潮中僧人及寺庙的惨状：

   岑春煊治粤除扫贪黩外，亦兴建许多中等学堂、初等学堂、启蒙学堂等，而其经费则来自庙产，且手段相当强硬。寄禅在“八指头陀诗集”谓：今秋八月，广东揭阳县因奉旨兴办学堂，驱遂 僧尼，勒提庙产。时有老僧秃禅者，年已八十，不地棍衙役之扰，乃断食七日，作辞世偈八首，沐浴焚香，诵护国仁王经毕，合掌端座而逝。东方杂志第一卷第八期“教育”部份，载广东肇庆府庆云寺“岁入四、五万金，住持托言僧徒以百余，均仗寺产糊口，不肯报效学费，现已由董参军前往摧缴矣。”类似举动，在庙产兴学期间，可谓相当常见。由于广州等地寺庙报效情形不好，岑春煊遂下令拆华林寺，长寿寺二丛林，将华林寺遗址改作商业区，仅留罗汉堂，将劫于文物存放其中；对长寿寺则借口寺僧不守清规，发现妇女金镯而予全数拆毁，寺产没官。岑春煊这一拆寺行动，很快的就达到他预期目标，光绪三十年（1904）六榕寺僧铁禅捐寺产一百九十三亩，合洋银二万元以助兴学，尤其奖励青年留日以增广见闻，岑春煊立即上奏请求旌奖以鼓励。不久，与光孝、华林、长寿并列广州四大丛林的海幢寺，其住持适安亦主动要求报效学堂经费四万元，以免遭到拆寺命运。
 

    所以，庙产兴学对中国佛教的打击也是致命的，有学者甚至认为其恶果超过“三武一宗法难”：“两次‘庙产兴学’的风潮，在近代中国造成逐僧毁寺的汹涌狂潮，其恶果远远超过历史上的‘三武一宗法难’”。其中广东尤甚，民国时期广东的佛教刊物《人海灯》曾发文指出：“光复以来佛寺之遭劫者，首推广东”。
 

     李汉魂主粤时期，大部分时间寓居韶关，其身边的禅宗祖庭南华寺在庙产兴学的遗祸中当然是惨不忍睹的：“圣地变修罗之恶境，祖庭为牧畜之所，殿宇成屠宰之场。且寺中僧众不逾十人，却分五房而立，各携家眷居住寺外，无异俗人。寺中香火收入，皆由乡民管理。”李曙豪在《虚云和尚 传》对南华寺当时的景况描述得更为详尽：
 

     南华祖庭已衰败，变成子孙庙。全寺房分五家，每家不过十人，但都不住在寺里，而是携家眷住在附近村庄。平日耕田种地，饮食衣着同俗人一样。连六祖殿看管香灯的僧人都归乡人管。每年二月、八月两次佛祖和惠能诞辰法会的所有收入，皆由乡村头人管理。非但如此，平日村民在南华禅寺内外，宰杀烹饮，赌博吸烟，人畜粪秽，到处可见。寺中殿宇年久失修，多已破败不堪。殿宇已倾，房屋破坏，只得盖搭葵莲竹屋以住众。当虚云和尚进入南华禅寺时，看到的除祖殿、灵照宝塔和苏程庵略为完整外，其余的大殿、堂宇以及方丈寮、僧房等大多是墙倒屋圮。天王殿门前的大坪中野草丛生，高能没人。大雄宝殿中的佛像虽然还在，可金身大多破旧不堪。六祖殿中供奉六祖真身的木龛，早已被白蚁蛀朽，六祖真身外披的金溱也是层层剥落。木龛之中，蛛丝弥漫，灰尘盈寸。木龛左侧供奉的憨山法师肉身还被推倒在龛旁。殿内杂物横堆，凌乱不堪。

   作为南禅祖庭、岭南佛教一面旗帜的南华寺 尚且如此，其他庙宇及佛教的败象可见一斑了。这 就是李汉魂主粤时期广东佛教的景象。